520 · 专家观点 | 贫穷激发了想象力：《何以为家》观感
最近两年，网络流行一句话：“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我其实一直不赞同，但要说贫穷激发了想象力，似乎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看过《何以为家》的电影，我想说，贫穷或极度贫穷不仅不会限制想象力，恰恰相反，它可能还是穷人异乎寻常想象力的源泉。
你听说过，一个极度贫穷的12岁孩子，向法庭起诉父母不该生他吗？不，更准确的说，是这个孩子认为，没有能力和责任心的父母，不要再生孩子了，这是他对所有父母天真，而又发自肺腑的希望。
《何以为家》描写的是黎巴嫩贫民窟里的非法难民的故事，主角就是这个12岁的小男孩赞恩，他是随家人从叙利亚逃到黎巴嫩的，是这个有着7个孩子家庭里的老二，影片一开始即是他在法庭上，起诉他的父母，痛苦迷茫的父母实在不能理解，为何儿子要告他们。
很快镜头就拉到了贝鲁特的一个肮脏、破烂的街头，一群小男孩，举着木头做的冲锋枪等武器，嘴里还叼着香烟，打打闹闹，追追杀杀，但大提琴配乐声却似有点不协调地舒展着，快乐着，不得不说，音乐相当优美，让人想起了《三块广告牌》的开头。但毫无疑问，高雅舒缓的音乐，遮挡不住的是黎巴嫩当下棘手的叙利亚难民等问题。
赞恩是这部片子里的绝对主角，不知自己出生年月，不会看书写字的赞恩，却是家庭生活的主要劳动力。瘦得如豆芽的他，要去房东家的小卖铺打工，要去搬运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煤气罐，运送各种货物，还要为父母制毒去药店撒谎买违禁药，还要带弟弟妹妹。贫穷和生活的重担，让这个营养不良，个子矮小的孩子过早地承担了大人的担子，最有意思，也是片中黑幽默的桥段，就是他发现11岁的妹妹初潮后，带她去公共卫生间，用自己的上衣当卫生巾，还给妹妹洗裤衩，为妹妹去偷东西，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对于观众而言，也非常能理解接受。特别是他从家中出走，独自带着一个黑人妇女孩子时的所有偷拿骗抢。
这其实还不只是非法难民导致的贫穷问题，或叫社会结构性问题，老的电影如印度的《流浪者》，中国的《马路天使》《三毛流浪记》等，近期的如日本电影《小偷家族》，是枝裕和导演并没有在片子里谈到任何制度或政治问题，但看过的观众，对导致贫穷的社会根源是有判断的。
既然贫穷不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改变，于是生存的手段就被这些最底层的人们，奇迹般地创造出来了。
《何以为家》里的赞恩一家，最主要的赚钱方式恐怕就是制毒和制作所谓的甜水饮料了，他们把偷来或是其他什么途径找来的处方纸写上违禁药品，让赞恩这个浑身脏兮兮，人头还没有柜台高的孩子去药店买药，还谎称是母亲肚子做手术，爸爸要出去挣钱的借口，于是由他这个小孩来买药。我相信，其实药店的人是知道的，但只是睁眼闭眼吧，于是，这样屡屡得逞的办法，使得他的家庭制毒车间得以运行下去。而所谓的制毒工序，说起来让人不得不赞叹贫穷激发的想象力：赞恩买回来的违禁药，被碾压后，倒入大盆子的水里，搅拌融化后，把衣服浸泡在水里，晾干后再将衣服拿到赞恩哥哥呆的监狱里，在监狱里再把衣服浸泡，变成了毒品饮料，难怪在影片里，观众会看到监狱窗户外，挂满了衣服这道奇特的风景。当然，我必须指出，这么说绝非是赞成他们制毒，这也只是那些连身份证明，或合法证件都没有的难民不得已的生存方式了。
这还是黎巴嫩难民的生存手段，即便是日本这样超级发达的国家里，不也存在像《小偷家族》那样的“家庭”和生存方式吗？！
《小偷家族》里的奶奶因为害怕孤独离去，收养了柴田治。治没有固定工作，要说工作恐怕是带“儿子”去超市偷东西，电影一开始就是这父子俩配合精湛的扒窃秀，让人看了即为父子俩的“手艺”感叹，也为这样的不齿行为而略显不解。老奶奶为了养活一大家人，不仅骗养老金，甚至还定期去前夫的儿子家拜访，骗点赡养费。老奶奶前夫的孙女，正值芳华，却在风俗店靠色相挣钱。治的妻子曾经也是靠偷窃养家，在丈夫把受虐待的邻居小女孩带回家时，开始不能接受，但看到小女孩的伤痕后，毅然而然当起了妈妈的角色。这个谁跟谁都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却互相关爱，生活充满了温暖，当然影片的深刻意义，其实观众一看就能辨别的。
关于贫穷与想象力的例子，也许还有古巴，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2017年夏季，我利用十来天的时间造访了这个曾经也是同志加兄弟的国家。为了充分体验百姓生活，我选择的是当地人自家的民宿。古巴几乎所有的城市里，建筑物都是破败的，尽管它们看上去五颜六色，但是住到民宿后，还是会发现房屋的老旧。但我仔细观察，发现古巴人民，真是发挥了很好的想象力。古巴是个紧靠加勒比海的热带国家，气温非常高，因此百姓的家庭充分利用了房子结构的特点来驱暑，他们的房子大多是几层小楼，但房间高度都非常高，这样相对不闷热。楼顶大多有大铁桶储水，因为很多城市经常停水，这也成了电视天线的家。
因为贫穷，老百姓苦中求乐，激发了不少的创造力，比如街边壁画非常醒目耀眼，一些生活废品还被制作成了造型奇异的雕塑，让人不禁驻足观看。记得在一家中餐馆听老板说，经常运送食物的列车，特别是肉类，一趟列车1/4甚至一半会莫名其妙地就没了，有关部门根本就找不到偷窃者，政府恐怕也懒得去找，睁眼闭眼也许就是极度贫穷现状下的“政治正确”了。
（古巴街头艺术作品还曾经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巡展过）
就像《何以为家》的赞恩一家，父母不仅制毒，还根本不管孩子，把孩子的脚拴上铁链，任其哭闹，家里所有孩子都睡在地上的毯子上，横七竖八的，但这对夫妻却仍然不断地生孩子，女孩到了“开花”的季节，就把她卖给人家，好换钱养家，或继续造人。正如母亲在法庭上对控方律师说的：“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还敢批评我？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你有我这种处境吗？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活不下去，你连做噩梦都活不下去，换成你是我，你早就已经上吊自杀了。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我愿意犯下千种罪，他们是我的孩子，没人有权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这虽然是浑话，但也不得不说，可能也是情由之一吧，他们没有文化，没有身份，而女儿正是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却在怀孕两三个月的大出血后，不能上医院治疗而悲惨离世。
而对于造成女孩去世的间接责任人，女孩的丈夫，小卖铺老板的儿子，在法庭上这样说道：“我不知道她会因此而死，周围很多女孩这个年龄已经结婚，我继母也是这样年纪轻轻结婚的，她就在这里，活得好好的。”看了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理由，观众又能说什么呢。理性而略带冷漠地看，也许正如女孩父亲说的，“这是为了让她摆脱痛苦，和我在一起，她没有希望，她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吃的喝的都不够，也不能洗澡，电视也看不上。我对自己说，嫁了她，起码能有大床睡，真正的床，有毯子的床。”
这是最朴素的，几乎是动物本能的答案，但可能还有黎巴嫩社会文化土壤的原因，就像影片末尾时，母亲去监狱看赞恩，也许是安慰赞恩对他妹妹的深深内疚和怀念，因为赞恩差一点就带妹妹离家出走，只是晚了一步被父母强行送到了夫家；还也许是他在离家出走的日子里经历了更多更苦的磨难，他才从生活中悟出了人生的道理，才提刀伤人，才被他母亲那句，我肚子里又有了一个，可以代替你妹妹，从而最终使得赞恩愤而扔掉母亲带来的食物，并决定起诉父母生了他。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12岁的贫穷孩子而言，不仅是反抗，是醒悟，还是一种对具有和他及兄弟姐妹同样命运的孩子的悲悯，这不仅是一种被苦难所激发的创造力，更是难得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也是给观众以最大感染和记忆，抑或启迪的核心人物和行动。从这个角度看，观众也是被贫穷激发了想象力，同情心和反思力。
其实，《何以为家》的情况尽管发生在难民问题严重的黎巴嫩，一个战乱频发的地区和社会，但关于贫穷，还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社会问题，其实在我们这片国土不仅过去有，当下也依然存在。特别是对那些自然条件差，远离发达地区的贫困山区，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而又棘手的。其实，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进行了相当力量的援助，包括人力和物力，但现实的困境是，有时国家政策并不凑效，因为文化、教育和宗教问题，医疗水平和避孕手段，以及迫切的现实问题等，都是阻碍和影响人口优生优育的阻力。
而往往，我们过去的宣传手法大多老旧僵硬，不太容易被人接受。《何以为家》里丝毫没有提及战争问题、制度问题、政治和军事问题，而只是像纪录片一样地真实记录了一个7个孩子大家庭里发生的悲剧故事，以及贫民窟的现状，这样的宣传是令人很容易接受的，也令人思考，更容易让观众抓到问题的实质。
《何以为家》看得让人心痛，怜悯，但更让人冷静思考。感谢当下电影主管部门能够进口题材多样的艺术作品，这也是我们文化宣传部门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