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供应链政策是否改善了森林保护和农村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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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6日

Rachael Garrett，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环境政策实验室；Ximena Rueda，哥伦比亚洛斯安第斯大学

为什么关注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

农业区扩张依然是全世界热带森林面临的最紧迫威胁。随着森林的消失和退化，大量碳排放到大气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栖息地丧失。对附近社区的粮食和水安全也产生严重影响。相反，在已清理的耕地上增加林木植被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严峻气候挑战，有可能为生物多样性创建更多栖息地，或为社区创造食物和收入来源。

由于最近清理区域种植的许多农产品最终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担忧毁林的市场，许多主要的食品进口公司已承诺停止采购与毁林相关的产品。另有一些公司承诺实现净零毁林，允许一些与毁林相关的产品进入供应链，目的是通过鼓励在其他地方再造林以抵消影响。还有一些公司则致力于在采购区域内同时鼓励零毁林和再造林。这种“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FSP）”通常包含社会保障措施和生计目标，但重点关注的却是森林保护。更多关注保护，而对生计成果关注不足，可能导致这些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无法同时实现有效性和公平性。

分析和综述证据基础

我们的综述考查了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的保护成果（毁林、再造林和火灾发生）与生计成果（目标商品、农场与家庭收入）。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可通过各种不同工具得以实施，比如使用市场排斥机制（基于毁林等不良生产实践，将供应商排除在外）和/或行为准则及认证要求（制定农民为获得市场纳入和/或优先市场准入而应遵守的标准）。综述聚焦与森林风险食品商品相关的实施机制，这些商品包括：咖啡、可可、油棕、大豆和牛肉/牛产品。

我们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和斯高帕斯数据库（Scopus）中检索了2000-2020年间的同行评审文献，识别了31篇论文，内含37个案例，其中包含有关食品供应链中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实施机制产生影响的严谨证据。我们将每个案例视为一个给定区域内某个特定商品的特定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机制产生的结果。因此，如果像RSPO这样的认证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分别进行审查，其结果将构成两个不同的案例。

食品公司采用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现已取得哪些成果？

在我们的研究中，超过一半的案例发现了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机制产生保护和生计收益。积极的生计成果比保护增益更为常见。在审查生计的案例中，65%发现农场收入有所提高，53%发现家庭收入增加。在审查保护的案例中，43%发现毁林或再造林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研究均未发现发生的火灾有所减少。

我们发现，不同商品之间存在一些显著差异。对于通过认证和行为准则实施的咖啡和可可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采用认证或行为准则的咖啡和可可农场作物产量增加，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在有些案例中，采用认证导致农民日益专注于认证商品，食品采购支出增加，造成家庭净收入减少。在这些生产体系中，现有的土地使用属性，特别是无论农场是否采用农林复合耕作系统或单一栽培系统，生产者与合作社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特征，尤其是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如何有效组织营销认证产品的的属性或者将收益传递给农民和社区，这一切都在影响保护和生计收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图1）。

研究发现，现有土地使用实践和农民的特征对于油棕的聚焦森林供应链政策非常重要，其证据基础集中在RSPO认证和零毁林行为上。研究还发现，大型种植园倘若剩余的森林寥寥无几，则更可能采用RSPO认证，这减少了这种认证方案避免的毁林产生的收益，并指出小农通常如何事实上被排除在认证方案之外。油棕农场中RSPO认证对生计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树龄，而且与所有作物一样，还取决于实施认证前使用的品种。由于树龄大、原先品种产量低，认证导致产量大幅增加，参与认证可以显著提高产量和收入。

对于通过市场排斥机制实施的大豆和牛肉/牛的聚焦森林供应链政策，公共部门参与监测被认为对这些机制的成功至关重要，而供应链复杂性导致监测具有局限性则被认为是降低牛肉市场排斥机制相关的保护合规和增益效果的因素。

图1：足够严谨案例中引用的增益有利因素（按商品和成果类型分）。引自Garrett等，2021。

大多数现有研究均聚焦测量政策的增益效果。也就是说，其影响超越了惯常的土地使用实践。然而，有必要研究合规和溢出效应，因为这些内容对于理解政策在实现公司供应链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林木植被净增长或改善农民财务福祉的能力具有不同意义。供应商可以遵守该政策，但如果其实践在规则生效前已符合该规则，那么增益效果为零。合规可能会促进增益（即增加森林原地保护），但会导致负面溢出效应，因为不合规的农民可能被迫迁离管辖区。由于小农户遵守政策的资源有限，这些搬迁效应可能对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合规可能对公司供应链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不能确保更大范围内的有效性。

文献中的另一个关键空白是鲜有同时研究对保护和生计产生的影响。因此，这里的平均积极效果可能掩盖了主要的折衷效果，或者相反，未充分反映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的潜在收益。在同时涉及两种影响的现有五个案例中，没有出现两种影响的明显折衷或协同效应，而是多数案例发现一种成果（保护或生计）有所改善，而另一种成果没有变化。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依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而且评估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的方法大相径庭。这种情况让我们无法更加全面地理解可持续标准可能成功改善保护和生计的条件。展望未来，迫切需要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就评估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成果的最佳实践达成一致，以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以各种倡议和各区域可比的方式填补本分析中提出的许多知识缺口。研究重点关注聚焦森林的供应链政策，不应以牺牲关于如何改善公共治理以提升保护和农村生计的额外研究为代价。然而，鉴于供应链方式的持续流行，特别是在日益加大政策努力以制止全球北方进口驱动毁林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理解如何才能改进这些方式，以确保其为人类和自然创造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