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加法和欧美的减法:大变局中的ESG | 郭沛源说ESG

最近都在热议美国对等关税的问题。读了不少评论,我觉得瑞·达利欧的比较有意思(《重要的不是关税,而是旧秩序的崩溃》清华金融评论),有历史观。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ESG也裹挟其中。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也要有历史观,而不能只看眼前景象。
欧美的ESG减法
最近几月,欧美关于ESG的减法措施已有不少。我也写了若干篇评论,如:
最近几周,欧美的ESG减法仍有出新。3月27日,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SEC)宣布放弃为气候披露规则辩护。此事是因为一年前SEC发布气候披露规则,要求美股上市公司披露气候相关信息(《美国SEC气候披露新规发布,涵盖五大方面》),引发共和党不满,有企业向巡回法庭提出上诉,逼迫SEC暂停新规的实施。这次声明,就是放弃对起诉的辩护,换句话说,就是主动认输。这个变化一点不奇怪,SEC现任代理主席是反对气候披露的,因此SEC立场已经从正方变反方了,自然无须辩护。4月8日,特朗普签署《保护美国能源免受国家越权》(Protecting American Energy from State Overreach)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阻止各州限制化石燃料使用。4月9日,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达成联合组阁协议,新组建的政府将废除德国的《供应链法》,并由更简化的欧盟供应链指令替代,目的主要是给企业减负。这部法令是2023年实施的,旨在保障供应链的环境和人权。
中国的ESG加法
反观中国,关于ESG的加法措施则在不断推进,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信息披露、市场供给和地方政策等。
在信息披露方面,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版,第六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是证监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以“可持续发展报告”为名。同期发布的上市公司年度和半年报的内容与格式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也都涉及到ESG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详见《证监会修订信披办法,上市公司依规发布ESG报告》)。
在市场供给方面,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绿色债券白皮书》;财政部在伦敦成功发行首笔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60亿元人民币,包括3年期30亿,发行利率1.88%,5年期30亿,发行利率1.93%,近7倍认购倍数。国有六大行发布业绩,工行绿色贷款余额突破6万亿元,为全球最大绿色信贷银行;农行、建行和中行的绿色信贷余额都超过4万亿元,增长率分别是22.9%、20.99%和31.03%;交行和邮储绿色信贷余额的增长率分别为8.58%和22.55%。
在地方政策方面,深圳市发改委发布《深圳市推动ESG体系建设 助力打造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市工作方案(2025—2027年)》,地方ESG政策从去年的北京、上海和苏州三城扩至七城,预计还会有更多城市跟进。
加法对还是减法对?
很多人提出疑问:欧美的ESG回调,多个法令在后撤,中国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加码?
这个问题就要放到历史维度来考虑。因为我们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所处阶段和欧美是不同的,做加法还是做减法要结合各自情况来分析。应该注意到,欧美关于供应链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最新法令即便撤销,也不是意味着完全放松管制,只是回退到原有的要求。譬如前述美国SEC的气候披露问题,虽然新规搞不下去了,但SEC早在2010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指引》依然有效,按照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是要披露对投资者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气候相关信息的。
同理,尽管CSRD和CSDDD实施放缓、要求放松,但现行的要求也不见得低。特斯拉在上海和柏林建超级工厂的案例是很好的对比。在上海,特斯拉在2019年只花了9个月就建成投产,创下了“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记录。在柏林,特斯拉2019年11月宣布启动,计划是2021年7月投产,最终延后到2022年3月,花费了30个月,延后的原因包括环保方面的审核和诉讼(《特斯拉被蛇打败,可别小看了生物多样性风险》)。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我们增加一些要求,类似项目投产时间可能会拉长至12个月;如果欧洲减少一些要求,类似项目投产时间可能会缩短至24个月;即便如此,我们仍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古人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做加法对还是做减法对?答案是不足则加,有余则减,且应注意“过犹不及”。
“由我们自己作主”
道理听着很简单,但要判断有余还是不足也不容易。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内在需求,二是做了之后对我们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有利。
从近年的政策方向,我们可以看到,ESG往往是放到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框架之下。这是我们自己发展的需要。回想一下过去北京的雾霾天,不难理解ESG里面所主张的很多元素是符合我们自己转型需求。背后的逻辑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水平上去之后,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会相应提升。
此外,从地方政府的ESG政策看,做好ESG对我们促进外贸也是有帮助的。按目前的趋势判断,中国产品对欧盟的出口比重会上升,即便欧盟放缓CSRD、CSDDD和CBAM的实施,其对产品的ESG绩效的要求仍然不低。我们对此要有客观认识。
从国际金融市场看,目前欧洲多数的金融机构仍然以2050年实现资产碳中和为目标,而多数的美国金融机构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甚至都不太敢提净零目标。因此,已有欧洲金融机构开始从美国金融机构撤出委托投资的份额。最近的案例是美国道富丢了两单业务,包括英国People’s Pension的280亿英镑的委托和丹麦Akademiker Pension的33亿克朗的委托。因此,如果我们的资管机构把ESG做好,特别是做好资产碳中和的核算和管理,是有机会争取欧洲养老金的委托业务的。
综上,我国的ESG做加法是有内在需求的,但要吸取欧洲的经验教训,切莫操之过急。特别要注重相关措施的可负担性,避免过度加重企业负担;注重强制范围,对中小企业予以适度豁免。
此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对我们理解当下形势很有裨益。他阐述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指出:“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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