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杜聪先生 | 商道学堂学员感想
昨天（2016年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杜聪先生的讲座，除了感到他的平常心自然散发出来良师益友的温暖，我想他的经历分享或许触及了若干个这个时代的问题，启发的不仅仅在 CSR/ESG 如何定位与行事，也启发了我重新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又往哪里去的思考。
首先，1949年以后，教科书上板上钉钉写着的民族资本家们失败了吗？“凡是”他们，“绝对”都不可救赎的吗？他们真的是不可救药的资本主义的妖魔和标签吗 ？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变迁和苦难和辗转内地、香港、洛杉矶和杜聪先生在哥伦比亚和哈佛的成长与奋斗，也许没有杜聪先生在华尔街的故事。如果没有被经济至上的资本快车和数万亿世行贷款等基础项目融资带来的巨大脱贫和致富的主流蒸蒸日上的同时，那些被同时远远甩在身后的数个世纪以来的贫困和血祸带来的艾滋村的悲惨故事，又说明了什么？曾经禁锢信息的封闭社会的残酷，以及那些照片里那个信奉基督教的一家人，即将死亡的弟弟绝望的眼睛和姐姐的无助的悲悯，以及即便如此，杜聪先生这样的华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善良、情怀和莫大的决心，也许也没有智行自1998年以来的救赎的故事。历史既属于所谓的大人物，也属于用自己的勇气、财富和行动重新定义资本和财富的社会价值的先锋。这是我对杜聪先生演讲最大的感触：无论是巨大的财富抑或贫困，如果没有尊重人性和符合自然正义的价值取向，同样都会滋生绝望、社会不公和堕落，但在绝望的共性中，相信不忘初心、明天可以更好的乐观可以引领一个个脆弱的心灵寻找希望。
其次，他推动智行基金会的态度和心态（Attitude & Mindset）值得深思和学习。他视这些为社会遗弃的孩子们和正常孩子无二异，并视为宝贵的社会建设力量和人力资本把自己的青春与财富投资于他们，用投行为大客户做重大项目这些面向正常人中的所谓佼佼者的投资理念和思路来“直销”善举，孩子们为之所动的是发自内心的爱的力量，是对这种深厚的爱与救赎的最好印证：较之视受众为需要怜悯的少数人，这样的简单善意却容易加剧弱势群体的抵触，18,000个来自中国最积贫积弱的艾滋村的孩子，如果是18,000个绝望的家庭，而杜聪先生悉心培养的2,100个大学生和为基层草根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创业者所代表的希望，则是来自土壤深处改变的开始。
第三，从法律角度，智行基金会的投资架构（holding structure）以及把无追索权的项目融资的BOT 商业模式（建设—运营—转让）运用到慈善项目，并侧重运营的思维，同样值得深思和学习。虽然智行基金会注册在香港并在现行法律下被视为境外机构，受一系列看似受限的、区别于内地注册的基金会的监管法律约束，但正是这样的一个立足于完善法治与资本流动自由的香港的域外投资架构，智行能够保持与国际性的投资机构和有影响力的捐助方和被融资方畅通的资金和沟通渠道、市场地位，减少被不成熟法治社会成长阶段的一些中国特色现状所干预与影响，也为其在较之单纯在境内设立的民间基金会，在政策环境最困难阶段得以生存和胜出。另一方面，智行用BOT来实现对慈善项目的融资，并强调在运营阶段的管理和整合，较之投而不顾或者为以扶贫为名义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劫持而花钱的现状，智行基金会架构和格局上的特色，使得这个慈善基金能够在可预见的将来可持续的发展，不背初心。我想这些富含中国智慧的法律和商业架构，都是公益基金的创业者和运营者可以发现价值的。
以上为我的一些即时的感想，由衷感谢商道学堂给我这个学习机会和交集。
2016年11月21日，杜聪先生为商道学堂二期华东班学员授课
学堂导师简介：
杜聪，智行基金会创办人、主席。
1967年出生于香港，中学毕业后随父母移民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硕士，随后步入金融业，曾在瑞士、法国银行业担任高管、副总裁。2002年离开金融业，投入救助艾滋遗孤的公益事业中。曾获得有“亚洲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塞奖。十四年来，他创立的智行基金会累计救助金额近两亿元，资助人数超过一万八千人，分布在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的两百多个农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