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基础设施投资与ESG高度匹配｜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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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27日，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主办、商道纵横承办的“第六期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可持续发展（ESG）培训班”顺利举行。此次培训由亚洲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提供支持，来自铁建国际、电建国际、中建国际、中地海外等29家单位近50名代表参加了培训，商道咨询首席专家郭沛源博士应邀为活动作开幕致辞。

本文由致辞内容整理完成。

一

ESG和绿色金融正高速发展

目前经济形势面临很大的压力，但绿色金融、ESG和双碳的热度不降反升，形成强烈反差。我们可以列举很多数据说明这一点。全球来看，2021年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的数据显示，在成熟资本市场中，约35.9%的在管资产会把ESG纳入考虑。如果看国内，不久前的7月4日，易方达、招商、大成等8家公募基金公司公开发行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ETF产品；7月25日，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布推出ESG评价方法，发布ESG基准指数和ESG领先指数。

跳出资本市场看整个金融市场，趋势也是如此。6月1日，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意义重大。前一个相似文件是原银监会在2012年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推动了过去10年绿色信贷余额的持续增长。此次绿色金融指引的市场效应不可小觑。

看地方，沪粤两地先后颁布绿色金融的政策法规。6月22日，上海市人大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立法，成为继深圳、湖州之后第三个以人大立法形式出台绿色金融政策的地方政府。6月24日，广东省印发《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统筹全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金融安全，探索绿色低碳投融资新模式、新路径。

所有这些信号和数据都说明，ESG和绿色金融正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

二

基础设施投资与ESG高度匹配

首先，工程承包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与ESG都十分重视长期因素。一般来说，ESG具有长期稳健性，这已经在市场上取得共识。基础设施项目通常是长期的，整个资产生命周期可能跨度数十年，如高速公路、发电站等等。长期项目自然更要考虑长期因素，如气候变化、人口结构等，这些都是和ESG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是短期的项目，比如3个月、6个月项目就结束了，ESG的价值反而没那么大。

其次，工程承包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与ESG都涉及多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问题。不管是企业社会责任（CSR）还是ESG，都强调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以平衡好多个相关方的利益。世界经济论坛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工程承包企业有很多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要去协调，包括项目业主、金融机构、施工人员、当地居民等。做好ESG有利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建立良好关系，降低经营风险。

再次，工程承包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容易暴露在气候风险之下。气候风险可以分为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两大类。这两类气候风险都极易对工程承包项目造成冲击。譬如水电站可能因为气候条件变化导致径流量减少而造成发电量下降，这是气候实体风险；火力发电站可能因为碳成本增加出现价值贬损，这是气候转型风险。因此，工程承包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也要提高气候韧性，ESG可以发挥正向价值。

市面上已经有些数据能说明，ESG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及基础设施投资者如何考虑ESG的问题。例如，麦格理基础设施及有形资产（MIRA）通过对道琼斯布鲁克菲尔德全球基础设施综合指数（DJBII）分析发现，ESG可以产生溢价效应（如图）。MIRA还指出，ESG做得比较好的公司，其自由现金流（FCF）比基准高出5.3%。

来源：MIRA对DJBII成分股的分析

基础设施的投资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根据G20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与法国北方高等商学院合作2019年调查，130个机构投资者中有42%意识到ESG绩效会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产生影响。2021年，法国巴黎银行的调查也显示，47%的资产所有者在投资基础设施领域时会把ESG纳入考量。

三

既管理负面风险又衡量积极影响

最近关于ESG信息披露方面的进展较多。最重要的莫过于IFRS（国际会计准则基金会）设立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委员会），且很快推出了两个披露标准的征求意见稿。ISSB的愿景，是想跟IASB（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一起成为IFRS体系的两大支柱。如果这一宏大设想能够实现，就意味着ESG报告在公司内部成为与财务报告互为补充的报表。

但我要提醒大家，ESG信息披露要从风险和机遇两个维度出发。前段时间，马斯克炮轰ESG引起很大争议，他的大概意思是：凭什么我的新能源车为减碳做了这么多贡献，ESG评级却只给我评了这么低的分？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讨论ESG信息披露和ESG评级的时候，既要考虑风险，也要考虑机遇。

这一点对工程承包企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工程承包企业可能会建轨道交通、新能源等设施，这些设施是可以为减碳、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积极价值。对这些项目，我们既要守住风险底线（譬如轨道交通是否穿越了保护地等），也要突出正面价值和积极影响（positive impact）。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要计算好、表述好这些积极影响。

END